彝文典籍

时间:2015-04-08 08:59    来源:    阅读次数:(12208)

  楚雄州现今尚存彝文典籍(包括彝文碑刻)。著名的禄劝镌字岩彝文石刻,便是由武定罗婺部土官知府凤英,在明弘治十三年(1500年)奉命征梁王山归来后,“偕宾佐泛舟掌鸠河、勒功石壁”时所刻的罗婺凤氏彝文族谱。于2008年入选首批《国家珍贵古籍名录》的彝文古籍《尼苏》一书,则系明嘉靖十六年(1537年)的抄本,该书的6枚收藏印章中,有一枚铭文为“继祖之印”,是明代嘉靖末年(1566年)罗婺部凤氏土酋的凤继祖的汉文印章。
  明代,在罗婺部范围内,彝文属于官方使用的文字之一。明嘉靖初年,土官凤朝明死后,其子凤昭奉母亲瞿氏主府事。嘉靖七年(1528年),土舍凤朝文(凤昭之叔)响应寻甸土舍安铨,拥后作乱,适逢凤昭母子均在省城。凤朝文在攻陷禄劝、武定之后,以“瞿氏母子已被戮、朝廷将进剿武定”的谎言,煽动彝族民众投其叛军,并与安铨连兵2万,围攻昆明。云南当局在外无援兵、“诸大吏缩项城内、无能画一计”的无奈之际,只得让瞿氏母子“亲写夷书”(彝文告示),四处张贴,被裹挟投军的受骗彝众看到彝文告示,便纷纷撤退,昆明之围始解。凤昭母子率众回到武定,彝众“咸投凤诏降”。凤昭母子也因此被列为平凤朝文之乱的首功。此事在《凤氏本末》等史志和禄劝镌字岩石刻的“凤公氏系”(又称“凤昭碑”)中,均有记载。
  楚雄州虽是全国彝文典籍最丰富的地区之一,但对彝文典籍的收集和翻译出版工作,却始于汉族学者。1914年(民国3年),我国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从云南往四川,途经武定县的环州村时,彝族土司李自孔的夫人那兰芳送给他一本彝文《占吉凶书》,“书是先用硃墨写在草纸上的,以后硃字上又盖了一层黑墨”。此彝文书由丁文江携至贵州,经大定(今大方)县彝文经师罗文笔翻译,订名为《武定罗婺夷占吉凶书》,收入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《爨文丛刻》中。
  1943年(民国32年)春,有马学良先生,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委派,到云南武定彝区调查彝族语言文字,住入茂莲(今万德)那氏彝族土司衙署。正月十八日傍晚,在土署中召开有来自附近数县毕摩20余人、民众数百人的毕摩大会。自此,马学良在土署收集、翻译和整理彝文典籍,兼作彝族礼俗调查研究,至同年十二月初一日返回昆明时,从土署带走彝文书籍2 100余册,彝文典籍《劝善经》木刻雕版52块。马学良在云南彝区调查研究和彝族文献翻译的成果,先后发表于新中国成立前的《边政公论》、《西南边疆》、《边疆从文》等刊物,于1983年集为《云南彝族礼俗研究文集》一书,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;所带走的彝文书籍,现多藏于北京图书馆、台北图书馆以及北大、清华、南开等大学的图书馆,少数流散到日、美、英、法、澳大利亚等国;带走的木刻雕版则不知所终。
  散落于民间的彝文书籍,则在历次社会战乱、社会动荡及“文革”浩劫中,难逃厄运。直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,对彝文的禁锢才得以解除。1982年3月30日,州人民政府发出《关于彝文文献管理办法的通知》,规定了抢救和保护彝文的具体措施,并成立了彝族文化研究室(1984年升格为所),开展收集、整理和翻译彝文古籍的工作。至1990年,该所已收集到彝文书籍900余部,并对其中一部分进行了初步翻译。楚雄州档案馆、州民委、州博物馆以及武定、双柏、禄丰等县有关部门亦收集到一批彝书。尚有一些彝文古籍散存于民间。
  楚雄州的彝文书籍,从内容上可分祭祀、占卜、律历、谱牒、历史、文艺、医药、伦理、神话、哲学、译著、契约等12类,多数典籍又每部含若干个类的内容。
  2004年9月15日,楚雄州人民政府决定成立整理出版“彝族毕摩经全集”领导小组和顾问委员会,同时聘请省内和四川、贵州、广西等地彝族专家学者参与,拟出版《彝族毕摩经典译注》100卷,拨给工作及出版经费预算1 000万元,整理出版工作按3年规划、4年实施的原则进行,力争在2007年写成出版任务。所谓“彝族毕摩经典”,亦即彝文典籍。2008年11月22日,已有30卷先期编译的《彝族毕摩经典译注》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,并在楚雄州会务中心举行首发式;2010年8月,又有40卷《彝族毕摩经典译注》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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